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，真可谓是群英荟萃哪个证券公司可以加杠杆，人才辈出。而若论百花齐放的时代，春秋战国无疑是最为璀璨的篇章。那个时期，各种思想激荡，改革风起云涌，法家思想的开端正是在此时孕育而生。其中，法家的奠基人李悝，便是这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。
谈起李悝，或许大家并不如商鞅那样耳熟能详，但实际上，商鞅的成功和名声，正是建立在李悝开创的基础之上。可以说，商鞅能享有后世的盛名，离不开李悝为他铺设的思想道路。那么，李悝究竟是谁？他的故事又是怎样的？
李悝此人颇具神秘色彩。史料中最早关于他的记载，是他担任上郡守时的事迹。据说，李悝致力于打造一支全民皆兵的军队，要求他管辖下的一亩三分地上的军民人人都能披甲持弓，熟练射术。他甚至以比拼射术的成绩作为断案的依据，因此他所治理的地区，百姓无时无刻不在苦练射箭。后来当他们与秦军交战时，凭借这份射术上的精湛技艺，大破秦军，令对手溃不成军。
展开剩余87%公元前425年，李悝因练兵有方且屡建奇功，再加上他曾是曾申门徒，对魏国的强国变法有独到见解，触中魏文侯的核心利益。魏文侯因而重用李悝，任命他为相，主持编撰《法经》，推动变法。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法家思想的正式诞生，且其影响深远，波及后世不可估量。
当时的魏国国力并不突出，在诸侯林立的局势下，李悝为了使魏国崛起，首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。他的第一步是编纂《法经》，立“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”六法。这不仅是对前人法律经验的总结，更开创了一套独特的法典体系。李悝提倡重法轻礼，注重界定权利和义务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激励功劳，惩戒暴力，从而大力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型，功绩显著。
此外，李悝在位期间还为魏国引荐了一位千古名将——吴起。吴起原本在鲁国，但因娶了敌国齐国女子，遭到鲁国贵族的不信任。为了表明忠诚，他曾杀妻以争取兵权，进而对抗齐国，但最终战败。随后遭遇陷害，被迫逃离鲁国。李悝见机将吴起推荐给魏文侯，两人一文一武，联手推动魏国变法。吴起率领当时无敌的魏武卒，先后攻下秦国五座城池，战功赫赫，极少败绩。后来他更被任命为西河守，数年间守卫边关，有效抵御秦韩两国的入侵。
李悝的变法不仅推动魏国国力迅速提升，也为其在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那么，他的变法是如何展开的？又对后世有何深远影响呢？
公元前425年，李悝刚任魏文侯相时，便直面魏国世袭贵族的腐败无能，提出要选贤任能，赏罚分明，废止世袭贵族特权。他提出“食有劳而禄有功，使有能而赏必行，罚必当”的警句，痛斥那些依赖祖辈功劳享福的“淫民”，力求将世袭贵族手中无功而受禄的财富，转而广纳天下贤士。
由此，他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公开挑战世袭贵族和腐败政治体系的改革者。学者们曾质疑，为何李悝敢于触动旧贵族根本利益，却仍能顺利推行变法？其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魏国刚立国不久，四面受敌，国力薄弱，魏文侯渴望强国强军以自保；二是魏文侯从其祖父魏宣子手中继承王位，深知旧贵族势力对统治威胁，坚定支持李悝变法；三是李悝的变法理念超前，许多旧贵族不明变法会对自身利益造成多大冲击。
因此，魏文侯大力配合李悝，以刚柔并济的策略剔除那些不作为的旧贵族，收回权力，并吸纳如吴起等能人志士，革新官吏制度，为魏国日后的强盛奠定坚实基础。
李悝推行变法，首先通过编纂《法经》细化法律。他认为“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”，故法律从打击盗贼问题入手，逐步形成完整体系。法经针对扰乱社会秩序的地主阶级和以下犯上的行为，制定明确刑罚，同时对官员职能、晋升规范做出规定。《杂法》中还针对赌博、淫乱、行贿等破坏社会风气的行为，设立法律条款。遗憾的是，《法经》原本应是我国传世珍宝，现已失传，只能通过相关古籍略窥其影。
为激励农民生产、推动经济发展，李悝废止了从西周沿用至春秋战国的井田制，实行“尽地力”“平籴法”。他在朝堂强调重视农业，以魏文侯相的身份撰写《尽地力之教》，用直观数据告诉君主农民勤劳的重要性：“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顷，除山泽居邑三分之一，为田六百万亩，若勤耕，则亩产增三斗，若懈怠，则损失亦同。”他还主张国家调控粮价，丰年以平价收购余粮入库，灾年开仓赈灾，防止商人囤积居奇，使民众免受加重灾难的折磨。灾年丰年分三等调控，旨在实现“虽遇饥馑水旱，籴不贵而民不散”的目标，大大激发农民积极性，提高土地利用率。
尽管变法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，李悝的举措却超越时代，体现出深远的远见卓识。魏国凭借这场涵盖政治、农业、经济的全面变革，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诸侯，霸业延续五十年之久。
李悝变法的成功，也启发了商鞅、韩非子、吴起等后继者纷纷效仿。那么，这些法家巨擘究竟受到李悝怎样的影响？李悝开创的法家思想又是如何深刻改变历史进程的？
李悝生于公元前445年，卒于公元前395年，而商鞅约在公元前390年出生，意味着李悝去世多年后商鞅才出生。为何却说李悝“教”出了商鞅？据传，年轻的商鞅痴迷刑法学，深受李悝与吴起影响，赴秦时甚至随身携带一本李悝著的《法经》。众所周知，商鞅变法以《垦草令》为起点，废井田、制辕田、统一度量衡，限制儒家文化、确立法令。表面看似与李悝变法有差异，但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，比李悝早了整整69年。
这69年间，诸侯纷纷进行变法，其中就包括吴起变法。然而秦国因旧贵族根深蒂固，迟迟难以推行强有力变法，商鞅变法正是李悝变法的激进延续。李悝变法因得到魏文侯支持，且其理念超前，旧贵族多无力抵抗，变法较为温和；而商鞅面对已警觉的旧贵族，采取了更加激烈手段，诸多政策均基于《法经》延伸。
韩非子则是战国法家思想的大成者，他融合了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三要素。其中“法”承继自商鞅，亦源自李悝；“术”与“势”则分别代表申不害与慎到的理论，两人均为战国法家代表，深受李悝影响。韩非子学说自然而然绕不开这位法家开山鼻祖。
为何说李悝虽记载不多，却能成为传说？中华民族经历两千余年封建王朝，虽有如大唐盛世般文明昌盛，但这些王朝的根基，均建立于法家“法”的理念。想实现国家繁荣安定，必得依法治理，依法行事。法家强调重法轻礼，不论亲疏贵贱，一切皆断于法，通过法治使民众服从统治，限制官吏权力，防止社会动荡，维护封建统治。这成为历代王朝最有力的治理工具之一。
即使时至今日，法律理念中仍渗透着法家思想，如定分止争、兴功惧暴的精神依然不过时。历史为鉴，李悝以一己之力推动战国社会进步，为后世数千年奠定了“法”这一社会规矩的基础，既约束众生，也保护民众免受旧社会奴役，强国强军同时为百姓开辟了新路。
虽然世人多向往儒家所倡的“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，理想中的太平盛世“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不作，外户不闭”，但当社会动荡，面对妄想“以文乱法，以武犯禁”的人，唯有完善法律，用法律制裁，方为治本之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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